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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爱因斯坦化解了科学史上最大的人质危机

马德里时间:2017-11-26 02:01| 佚名| 评论: 0

1918年,时光与天才尚未在爱因斯坦的脸上结为联盟。他宽广而智慧的额头上还没有射出标志性的白毛,他还不怎么爱笑,他还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在镜头前吐舌头。相反的,这段时 ...


  1918年,时光与天才尚未在爱因斯坦的脸上结为联盟。他宽广而智慧的额头上还没有射出标志性的白毛,他还不怎么爱笑,他还要花几十年才能学会在镜头前吐舌头。相反的,这段时期的爱因斯坦是个四十不到却异常憔悴的男人,眼中没有了昔日的闪光。在爱因斯坦乘坐有轨电车前往柏林国会大厦的那天,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努力寻找食物来维持生活的贫民—-和这座城市里每个经历了四年世界大战的,疲惫不堪的人一样。

  从有轨电车的车窗向外望去,爱因斯坦或许会想到四年前德皇威廉二世向协约国宣战时的场景。那时整个柏林陷入了沸腾,热血青年们欢呼雀跃,姑娘向排队出征的士兵们献上飞吻。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地等待着胜利的消息,忘记了战争总会有失败的一方。

  欢迎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先是自告奋勇的愤青被扔进凡尔登绞肉机,当国家发现愤青差不多死光了,开始把强行征兆来的键盘侠(在那个时代应该叫海报侠)推进索姆河的地狱,然后是工人、农民、手艺人……无数年轻人的生命像垃圾一样被倾倒在几乎静止的荒谬战线上。那些许诺“身许家国心许你”的姑娘们如今成了无依无靠的寡妇,她们开始流着泪诅咒战争,流着泪在日夜轰鸣的兵工厂中生产炮弹,然后用这些炮弹制造另一个流泪的寡妇。

  相比于连篇累牍的政治教科书,哈齐开斯重机枪的火舌和75mm野战炮雨点般的炮弹才是更好的老师。年轻的士兵们很快认识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只有极少数胆大又命大的英雄能站在巡游卡车上接受姑娘们的鲜花,大多数人从未在战场上放过一枪,甚至从未看见过敌人一眼,就被机枪和大炮绞杀在战场的烂泥中了。连他们的幽灵都被捏成了EA游戏中的人物模型,让嚼着口香糖的小屁孩在《战地1》中再杀死一遍。他们被灌输了保家卫国的热情和争夺荣誉的渴望,死的像毫无尊严的狗。

  爱因斯坦对这一切深恶痛绝。

  如果我是爱因斯坦的发言人,我会简明扼要的把他的态度浓缩为一句:所有挑动战争的人都是傻*。但爱因斯坦不像我这般粗鄙,所以他文绉绉的说道:”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是人类的麻疹。”过了没多久他又说,战争是一群睾大无脑的家伙们”由男性生物特征决定的攻击性倾向”。爱因斯坦甚至希望德国战败,这样才能制约普鲁士的强权。

  爱因斯坦的一生是标准卖国贼的一生,他从未热爱过自己的的祖国德国,17岁就因为对军国主义的厌恶而摒弃了德国国籍。现在他身为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院长却公然表达对德国战败的渴望,让这位卖国贼在科学界里显得尤为孤立。一战开始后,德国曾发表著名的《告文明世界书》,声称德国的战争是自卫,为了“避免德国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毁灭”。不过在入侵比利时并搞出了卢万大屠杀之后,德国人说这些话那时候未免有点挺不直腰杆,所以德宣部叫来了包括普朗克和伦琴在内的九十多个科学界大佬在《告世界文明书》下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试图用这些科学家的声望来证明本国在行使正义,虽然名誉与正义根本是两个维度的东西。

  协约国一方的政府同样没有闲着,英国的报纸上不断宣传这些日耳曼蛮族企图霸占整个欧洲,并“将死去兵士的尸体做成润滑油和猪饲料”,任何热爱和平的文明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连匈奴都汗颜的暴行。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就在这群和平的、文明的、忙着张罗自卫的国家中爆发了。

  即使是待在远离战线的后方,人们也感觉得到战争带来的崩溃。作为德国的首都,柏林没有像伦敦一样见识到齐柏林飞艇投下的炸弹,也没有像巴黎一样挨了威廉大炮的轰击,却依然变成了一个绝望、饥饿、充满难民的城市。

  爱因斯坦从他的车窗里看到的这座城市,正因为谎言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日用品和食物的补给已经不能最基本的生活,市民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而激化,谣言开始代替警察掌管街头秩序。就在一个月前,政府仍在宣传这场大战进行得很顺利。俄国人投降了,皇帝的军队又开始向巴黎进军,报纸上写满了“一路胜利”的口号。可是忽然之间德国也革命了,一战结束了,霍亨索伦王朝就像一个失去了操纵者的提线木偶一样华丽的倒下了,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

  和爱因斯坦在一辆电车上的还有马克斯·韦特海默。这位心理学家看上去比 1914年时更年轻,他为军队服务,获得了少校军衔,还为此刮掉了自己的大胡子。维特海默是个从长相到名字都一点也没有普鲁士风范的捷克犹太人,热爱德国之心确是饥渴难耐。这位精神德国人在战争中的贡献足够拿到一抽屉铁十字勋章,包括针对敌方火炮的声响定位系统,稍加改进他又弄出了在德国U型潜艇上使用的声呐。

  爱因斯坦不支持科学家服务于战争,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位格式塔心理学大师会跑去摆弄声呐。但是现在爱国少校维特海默和他身边的长毛和平贩子站上了同一条战线,立场的不同并没有掩盖他们那种共通的执着精神。两人都知道问题出现就要用尽一切办法解决,就像现在—-激进的革命学生们占领了柏林大学,扣押了当天留在学校里的校长和一堆教授作为人质。

  量子物力学的奠基人马克斯·波恩也在这辆电车上。一个小时前,爱因斯坦给这位物理学同事打电话,告诉了他目前的人质危机。柏林正在爆发流感,每天夺走数百人的生命,同样被流感病毒波及的马克斯·波恩一边咳嗽一边从床上爬起来,追上了爱因斯坦的电车。

  和另外两位马克思不同,爱因斯坦从未对这场战争有过任何帮助。韦特海默造出了声呐,波恩研究火炮测距技术,爱因斯坦的好友弗里茨·哈伯教授更是大力研发氯气和芥子气等毒剂,以更残酷的方式杀死士兵。作为在毒气研究上居功至伟的犹太科学家,哈伯曾经向全世界骄傲的宣称,“和平时期,一个科学家是属于全世界的;但在战争时期,他是属于国家的。”可惜这位绝命毒师因心脏病于1934年去世,没来得及见证自己爱国热情的真正威力—-二战中,哈伯的四百万犹太同胞替他品尝了科研成果。

  许多亲密的朋友把科学研究变成了战争,但这些全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家仍吸引着爱因斯坦留在柏林,但只有爱因斯坦坚定的站在了反战的一边,也许这就是冠军物理学家和杰出物理学家之间的区别。

  在那一天,爱因斯坦只想告诉柏林大学的革命学生,他们在无意中把无辜的人俘虏了。他们不打算要求学生放弃对大学的控制,仅仅是想让教授和校长回家。为了寻求释放人质的方法,爱因斯坦和两个马克思一起前往柏林革命的中心: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在远处出现。德皇威廉二世在国会大厦的修建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希望通过这幢大型精美建筑把落后的柏林变成与伦敦匹敌的首都。国会大厦拥有巨大的圆顶和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华丽拱门,当然也拥有标准的德意志品质,哪怕用个百十年后垮掉,还能从旁边的下水道里挖出一摸一样的一座用油纸包好的建筑换上,让大家纷纷佩服德国人的严谨。

  现在这座精美的建筑失去了往日的严谨风范。墙上涂满了革命标语,烟头到处散落,纸、灰尘和污垢覆盖了地毯。大厅里躺着一堆步枪。当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代表团走下电车时,戴着红色臂章的学生们控制着国会大厦,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政治快感,仿佛这个世界很容易理解,仿佛他们能管理好整个国家。

  威廉二世逃跑的消息传开后,这群人聚集在国会大厦外,要求见到德国的社会主义领导人。此时新的领导人们正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架锅,以小麦粥来反抗协约国的物资封锁。刚刚的计划是建立一个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威廉二世的孙子是新国王。但有人咽着口水说道,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干嘛还要弄张嘴出来抢饭吃?于是存在了五分钟的君主立宪制德国覆灭了,政客们边舀粥边决定再也没有什么国王了—-魏玛共和国即将到来,未来的国家将乱的像政客的粥,好给希特勒这样的疯子留下可乘之机。

  政治家菲利普·谢德曼漫步到阳台的栏杆边,“旧的腐朽的,”他骄傲的挥起右臂,向勉强听他演讲的人群喊道,“君主制已经崩溃了。新社会万岁!”他又喊道,“德意志共和国万岁!”

  零散的几声欢呼后,政客回到了他的锅边,大口喝着代表着新社会的骄傲的粥。如果在那个混乱而饥饿的上午,某个私心稍微不那么强烈的政客从他的口袋里多掏出一把小麦,未来的整个世界都会完全不同。

  1918年的秋天,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甚至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小团体都在四处奔走,试图挽救一些传统的东西,然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打算要摧毁一切。对于现在的德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大多数人没有想过革命之后会迎来什么。人们惊恐的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新社会制度,担心新政府会不会抢走他们藏在壁橱中那几块面包。即使是最激进的左翼领导人罗莎·卢森堡,也主张防止恐怖的俄国革命主义成为德国的新秩序。

  爱因斯坦和毕加索一样本质上是个波西米亚人,既不追求优雅,也不寻求财富,只想遵从自己内心的生活方式。爱因斯坦从少年时代起就对德国当局的一切不屑一顾,在17岁时就放弃了自己的国籍成为了瑞士人。但现在那些代表着旧势力的—-戴着羽毛帽子和穿着制服昂首阔步的贵族们—-自杀之后,爱因斯坦却发现仍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值得拯救,比如正在被革命小将们捣毁的柏林大学。不管怎么说,威廉二世至少对科学家还不错,他只关心征服和战争,然后任由卖国贼爱因斯坦一点点征服柏林科学界。爱因斯坦也希望在新德国能继续这样的学术生活,无论新的社会制度是什么。

  有轨电车上的其他乘客似乎没有注意到爱因斯坦。这时的爱因斯坦还没有成为世界名人,他的相对论也鲜为人知。当时最吸引人的物理发现是看上去很酷的X射线(能拍摄透视照片),或者摸上去很酷的镭(摸一摸就让你短命)。相对论看不见也摸不着,很难像x射线和镭那样抓住公众的想象力。恐怕当时全世界只有十来个人能理解爱因斯坦那跨时代的天才头脑,其中两个就坐在爱因斯坦身边,剩下的都在柏林大学里被革命小将们用铁链捆着。爱因斯坦必须解救这些人质,哪怕是为了相对论。

  不仅仅是为了相对论。要知道,这是二十世纪初的柏林大学,这是拥有爱因斯坦、波恩、劳厄、普朗克、薛定谔、李普曼、哈恩、冯·布劳恩、赫兹、冯·诺依曼的世界科学中心,这批人类群星奠定了当今物理学研究的基石。如果哪个革命者一时冲动想这批学者开枪,世界文明起码要停滞五十年—-别以为这些革命者干不出来,革命者什么恐怖的事都干得出来,他们已经在俄国为世界展示过一次了。

  现在拯救文明世界的任务落在了爱因斯坦的肩上。爱因斯坦和两个马克思硬着头皮向戴红袖章的学生走去。革命者通常暴躁无比,把国王赶跑也不能抚平他们的怒火。激动的学生们堵在门口,随时准备着向靠近的任何可疑分子开枪。但是智慧的头脑们必须进入革命中心,寻找释放被关押在柏林大学中的同事的可能性。

  未来的历史中还会有国家上演这种荒谬的场景吗,本国最出色的学者们从学校狭窄的后门逃跑,被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学生喊着口号追杀?多年后,爱因斯坦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真没想到几个四十岁的男人还那么天真。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意识到,人类冲动的本能在某些时候比智慧更有力量。”

  现在本能统治了国会大厦。智慧束手无策地围着国会大厦溜了一圈,直到一位新闻记者认出了爱因斯坦,并告诉学生是伟大的爱因斯坦想要进入。当智慧小队通过国会大厦前的防线时,学生们向爱因斯坦欢呼。

  大多数学生在1914年都不会为爱因斯坦欢呼。那一年所有德国人只为战争欢呼,读尼采读傻了的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为了支持战争不惜与家人绝交,就连憎恨普鲁士贵族和容克地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也为卢万大屠杀表示了自豪。在疯狂的民族主义热情下,不支持战争的人只能选择沉默,唯有爱因斯坦站出来痛斥这一切。

  这几年间,爱因斯坦像堂吉诃德对抗风车一样,孤独的对抗着德国人民的爱国声讨,科学界也忙不迭的对他的反动学术学说进行大批判;你能想到的所有洗刷公知的段子在一百年前就被德国政治家在爱因斯坦的身上用了个遍。所有人都逼着爱因斯坦支持德皇威廉二世的正义战争。

  一个政权有无数方法让民众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是正义的:比如大量捏造敌人的阴谋,比如疯狂渲染两国的历史仇恨;比如告诉民众本国扩军100万是荣誉,邻国扩军80万则是威胁;又比如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划进版图,然后控诉邻国的侵略。总之战争中大家都认为正义之神站在自己一边,哪怕是希特勒也坚信自己的正义,哪怕是伊斯加略的犹大也拥有上帝。

  可是突然之间德国战败了,王八蛋皇帝威廉二世,穷兵黩武欠下了2690亿的战争赔款,带着他的老婆(或许还有小姨子,毕竟欧洲贵族的乱伦圈名声在外)跑了。人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有矮子里拔高子,推了个和稀泥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来当名义领导人。

  1918年11月,新的革命政府成立,正义的定义也随之起了变化。爱因斯坦什么也没做,就在一夜之间从全德国最不正义的公知变成了最正义的先知。人类,作为一种仅仅存在于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这四个维度上的低级生物,却比相对论更难以捉摸。爱因斯坦叹了一口气 。

  当学生们意识到爱因斯坦是谁时,他们高兴地向智慧小队挥手。沉默的智慧党参加了革命学生的会议,才发现这些以”解放者”自居的学生实际上是自由的敌人——学生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只有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在大学里传播,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当大学教授,同样也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进入学校求学。

  投票结束后,学生们转向爱因斯坦,希望得到正义先知的支持。爱因斯坦却告诉革命学生们,思想自由是德国大学中最珍贵的东西,他不支持刚刚通过的社会主义独裁决议,并对结果表示很遗憾。听到先知公然带着革命群众走另一条岔路,学生们用死妈一样难看的表情投下了对爱因斯坦的驱逐票。

  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想过来这探讨学术自由,也不最在乎被学生们请出会议室,他只想解救那些被铁链子捆在柏林大学办公室里的同事。这些学者能不能被释放?革命学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告诉爱因斯坦,他们已经将柏林大学的控制权交给了新的革命政府。

  当三人和那个记者一起进入帝国总理府的总部时,他们似乎来到了一个充满不可能任务的异世界。新政府对英国的仇恨、法国(专题)的复仇、流窜的难民、肆虐的流感、蔓延的饥荒和国内势力的分裂束手无策,尤其是停战摧毁了用于对抗封锁的战时体制之后,和平并不能结束协约国的封锁,反而使封锁更为有效。和政府现在要面对的困境相比相比,爱因斯坦对自己同事的关心简直就像小学生苦苦思索数学题。

  混乱的局面却为爱因斯坦的小团体提供了便利,他们不受任何阻碍就进了入德国领导人的办公室,并向革命政府首脑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提出了请求。艾伯特被摆在办公桌上的麻烦折磨的痛不欲生,但是他可以签署一份文件命令释放被关押的人质。因为有了爱因斯坦,这位领导人终于可以真正解决一个问题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了。

  三人离开总理府时欢欣鼓舞,情绪高涨。马克思波恩事后回忆说,“感觉自己参加了一个历史性的活动,见证了普鲁士最后的傲慢……现在德国的民主已经胜利了。”他们挥着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字条回到柏林大学,就像两军交战中的信使挥舞着保命的白旗。

  如果爱因斯坦拿到一份学生提交的论文,他可能会想这论文里的观点真实性如何。但现在大学的控制者们似乎缺乏爱因斯坦的这种对不确定信息的怀疑能力。在混乱的柏林大学,爱因斯坦手里的纸条就是牌局里通行无阻的王炸,没有人怀疑这张写着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名字的潦草纸条的真伪或权威。于是在刚刚成立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里,爱因斯坦和他的伙伴们用领导人批条子这种用通常流行于专制国家的方式,化解了柏林大学中的人质危机。

  与得到释放的同事们一起,爱因斯坦,波恩和韦特海默离开了大学,他们对世界和自己都感到很高兴。柏林正在经受饥荒和瘟疫,并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诱惑,但是爱因斯坦像一个骑士一样对阵了命运的风车并取得了胜利,他仍将坚信着理性和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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